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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短的结论

赵匡胤制造兵变，夺得帝位。为要巩固自己侥幸获取的政权，他深知必须提出最大代价去交换官僚、地主们的长期拥护，才能改变五代以来朝廷如传舍的旧习惯。他又深知任何人都不可信任，必须分化拥护自己的各种力量，使互相对立，才能防止国内发生强大势力与朝廷对立的危险。

因此，宋朝政治上的设施，完全采取分化政策。军制是兵与将分离，使野心将领不能拥兵倔强，官制是官与职分离，使功高震主的大臣空拥大官号，不能获得实权。其余政制，都没有例外。

因此，宋朝财政、经济上的设施，完全采取满足官僚、地主最大需要的政策。形势家仅纳田租二十分之一或三十分之二，全国垦田六分之一全是免纳租税的。人民生活必需品，从盐、茶到木炭都归国家统制专卖，任意抬高价格，收入大量金钱，供给统治阶级的富裕享受和无限浪费。

因此，宋朝外交上的设施，完全采取屈辱忍耻、纳币求和的政策。朝廷清楚懂得，岁币有人民来负担，丝毫不妨害自己的利益，只要严密防内，保持政权，对外屈辱并不以为可耻。

赵顼感觉到国内虚弱、外族侵入的危险，擢用新官僚派首领王安石改革旧制度，扩大征税范围，令形势户也负担一部分国家费用。旧官僚派代表形势户起来猛烈反对，两派互争地位，直到亡国才停止。

赵佶时代政治腐败达到顶点，南北农民到处起义。金人侵入，人民即时停止起义，请求合力御侮，朝廷却始终压迫人民，对金恐惧献媚，迫切求和以至求降。这里完全证明惧敌派一定转成议和派，议和派一定转成投降派。这里又完全证明甘心对外屈服，一定要加紧对内的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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