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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政策

在外交博弈中，兵戎相见并不是唯一的方式。腓特烈大帝的同盟与俾斯麦的同盟一样，极富启发性。俾斯麦从腓特烈大帝身上学到了适用于普鲁士的“现实政治”原则，如果让俾斯麦写一本关于腓特烈大帝的专著，必然比当时那些歌功颂德的公务员写得更好。

普鲁士成就的实现既要靠外交手段，也要靠“铁血政策”。如果武力是政策的执行者，那么必须仔细规划并准备一套行动的方案。腓特烈大帝的盟友随着他清晰的目标变化而变化，从这个事实里，俾斯麦发现了帝国的奥秘：普鲁士仅凭自身力量难成大事，所以要通过操控欧洲的国家体系，迫使那些嫉妒和仇恨普鲁士的国家，都能够从普鲁士这里得到好处，从而帮助或者默许普鲁士达成目标或取得成就。俾斯麦在处理德意志国王和诸侯、拿破仑三世和亚历山大二世以及意大利和英国问题上的手段，跟腓特烈大帝在处理法国、英国、德意志和俄罗斯问题上的手段，没有可比性。但俾斯麦在处理问题中表现的精神、行动原则和目标却与腓特烈大帝别无二致——他们的目标都是打败奥地利并确立普鲁士的霸主地位。特别是在外交政策方面，腓特烈大帝是俾斯麦的老师，而俾斯麦则是第一个宣称是腓特烈大帝门徒的人。

波生曾经如此评价伊顿公学男生写的诗：“我在这些诗歌里看到了很多贺拉斯和维吉尔的影子，却丝毫没有看到贺拉斯和维吉尔的灵魂。”这句话解释了1786年至1860年普鲁士君主失败的原因，他们没有意识到生搬硬套句子和用新的词汇再现大师精神之间的不同。他们闭目塞听，自以为普鲁士强大到足以独立存在，这个国家即便自私、沉闷、停滞不前，不与外界接触，也能一直保持伟大。普鲁士没有朋友和盟友，它把每个国家都当成了敌人。事实证明，普鲁士的灾难是自己一手造成的，国家解体是咎由自取。无论是施泰因、哈登伯格还是俾斯麦（尽管他们身处不同时代），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重拾腓特烈大帝时代的精神、传统和原则。在他们取得的史诗般的成就中，腓特烈大帝的名字很少被提到，但腓特烈大帝的精神关系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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